他被認為是勤勉正直的一位政治人物,為官廉潔,私下生活也很僕素,在晚年十多年中對於
自強運動的推行,以及與西方的外交事務上扮演重要的角色。他在死前不久,光緒元年(1875)上《密陈大计疏》指出:“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,未知政治,然其国中偶有动作,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,所谓谋及卿士也;付下议院议之,所谓谋及庶人也。议之可行则行,否则止,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。”认为这样的制度,清帝国“势有难行,而义可采取”。这是中国最高领导层第一次议论吸取民主宪政制度的精神,改进本国的施政。[见袁伟时:
中国宪政:曲折而凄惨的开篇]